一是探源法，即追根溯源，查证记述者的最初来源，以确定其可信度。
如有关小凤仙的出身，由张相文的《小凤仙传》，追寻到李定夷的《英雄儿女各千秋》，再追踪到谭戒甫的《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终于可以确定是基本可信的。二是证实法，即查证记述者所记是否属实。如哈汉章所述蔡锷出京这天下过雪，中午曾给小凤仙打过电话，那么，查清这天下雪与否，当时的小班妓院是否有电话，对核实哈汉章所述是否可信就很有意义。结果证明哈汉章所述不误，自然大大提高了这条史料的可信度。三是正误法，即查证记述者所记是否有误。如曾鲲化后人说送蔡锷出京的人不是别人，而是曾鲲化，是他利用时任交通总长职务之便，调来直达天津的专车送走的。经查，曾鲲化当时根本不是交通总长，所言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史料价值了。四是旁证法，即查证记述者所记是否有相互印证的类似记载。如小凤仙数十年后自述她随养母改姓张了，经查，1916年确有报道称其为“张氏”，可见小凤仙所述不误。五是考异法，即查考同一人或事有无不同记载，以确定哪种记述更具说服力。如前述蔡锷夫人离京一事，不少记述皆云蔡锷为逃离北京，曾与夫人佯装反目，趁机送走妻儿，可蔡锷却说他是应母亲的要求而送走妻儿的，相对而言，后者显然更有说服力。这些当然不能涵盖史料考辨和史事考证的全部方法，但是，即便如此，也已证明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不仅必要，而且只要方法得当也是可能的，“后现代”理论认为任何史料均不客观、不真实，否定其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考辨真伪的必要性，显然有失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