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理性开启的西方启蒙运动大大不同，中国明末的启蒙运动是一种高扬感情的唯情主义社会思潮，属于人性解放运动。
但这一运动被清军入关打断。”康德提出“要敢于运用理性”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可以说“理性”开启了欧洲的“启蒙运动”，他们的思想家用“理性”扫除对天主教的迷信和世俗的愚昧，在欧洲发生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革命运动。同时，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英国的思想家等提出一整套政治科学，发展民主共和制度。这场运动为西方的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奠定了基础，并推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法国于1793年发表《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其后颁布宪法，沉重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有利推动欧洲各国相继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说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最终落实到民主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等制度层面。当代中国学术界虽然常常把16世纪明末发生的反对封建专制“存天理、灭人欲”礼教、抨击禁欲主义、高扬个性、“独抒性灵，不拘一格”的唯情主义看作是新价值观和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并以启蒙思潮、启蒙文化、启蒙思想等等来解释这场社会运动，但它和欧洲的启蒙运动在性质上是不相同的。根据卢兴基《失落的文艺复兴：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虽然用启蒙运动来解释16世纪明末的反封建礼教运动，但它仅仅相当于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从思想上看，它并没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体或者君主立宪制的要求；第二，这次启蒙运动是土生土长的，和西方启蒙运动大大不同，而是一种高扬感情的唯情主义社会思潮，属于人性解放运动。在思想史上这一运动常常被认为是由泰州学派掀起，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提出天理即人欲，人欲就是人的天性，穿衣吃饭即是人伦。同时期的文学家像袁宏道，提出诗文的创作应该独抒性灵不拘一格，这是张扬个性的主张；汤显祖更是直接提出人性解放的唯情主义，他说“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于萧歌，形诸动摇”，故“理顺人情”。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有人提出这一启蒙思想运动与后来五四运动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探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明代思想已具有新的启蒙特质。但是这一次带有某种启蒙性质的反封建礼教、张扬个性解，被清军入关打断，清朝的统治者重新提倡尊孔独君，对文人实行文字狱，使僵化的礼学再度复兴，明末一度兴起的解放人性的唯情主义思潮被压下去。
二、中国社会在西方启蒙运动思潮的冲击下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