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清朝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当时清朝负责签订条约的全权代表，则是李鸿章。甲午海战失利后，日本加快对中国的入侵。李鸿章虽然同意赴日本媾和，可谈判的底线，仍需衡量。此时清朝方面已经清楚，割地赔款无法回避。同年3月，李鸿章赴日本谈判。北洋海军已经几乎全灭，日本大军又侵入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属于城下之盟，十分被动。日本担心列强借此有干预的理由，便降低要求，由原来的3亿两白银，改为2亿两白银。辽东半岛可以不割，但要付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台湾、澎湖列岛等仍需割让，此外还要同意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办厂等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签订后，朝野震惊。他们都对《马关条约》和李鸿章极为不满。当时便有一副“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对联，受时人认同。康有为、梁启超联合举人士子发起的公车上书，首先便是反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李鸿章从受人尊重的直隶总督，外交军政在手的北洋大臣，成为人人唾骂的卖国贼。仅是一线之间。清朝出于舆论考虑，罢免李鸿章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职位，投居闲职。但李鸿章毕竟处理了三十年洋务，对外交内政极为熟悉，这样的人，远不是那些纸上谈兵的书生可以比拟。他又曾帮助清朝镇压多场叛乱。能力高，对清朝又极为忠心。晚清时，清朝人才短缺，自然不会忽视李鸿章。而且，清朝罢免李鸿章，本是因为舆论压力。现在舆论风波一过，仍可以重新起用。当然，朝廷中既有希望李鸿章复职的人，也有希望李鸿章永世不得翻身的政敌。李鸿章虽有声望，但若想直接官复原职，仍是艰难，需要慈禧及朝廷大臣的协助。荣禄便是其中之一。甲午以后，荣禄从西安调入京城，先后担任兵部尚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军机大臣等重要职位，受慈禧特殊信任。荣禄举荐李鸿章，既是两人私交关系较好，也是希望借助李鸿章，对抗自己的政敌。而且，荣禄需要组建新式陆军。当时荣禄组建的武卫军中，聂士成、宋庆都为湘军旧部，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也是以淮军为班底。李鸿章是淮军的创始人，让他重新恢复职位，对荣禄而言，也有很大帮助。李鸿章也曾要求，希望能重新获得封疆大吏的权力。即便如此，李鸿章在甲午以后，除了被派往俄国担任头等专使，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在京城赋闲，无官可做。直到1899年12月，李鸿章被授予两广总督的身份。此时，光绪皇帝推行的维新变法已经失败，皇帝本人也被幽禁起来，慈禧重掌大权，朝廷局势复杂而敏感。慈禧等人一度打算废掉光绪，改立新皇帝。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到远离京城的两广任职，也许就是有避嫌之意。当然，两广地区此时也非常不平定，造反声势不断。让李鸿章到两广任职，也是朝廷希望当地稳定。而且，荣禄也希望借李鸿章替换原先两广总督谭仲麟，借此打压朝中政敌刚毅。但李鸿章上任两广总督不久，北方一带便闹起义和团运动。不久后，慈禧误以为列强要扶持光绪，反对自己垂帘听政，便主动向列强宣战。以清朝的实力，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一向听命朝廷的李鸿章，接到朝廷旨意后，却公开宣称，慈禧发布的宣战诏不过是矫诏。他又联合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签署《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决议保住东南半壁江山，不继续扩大战争。李鸿章的不奉召，让京城方面十分焦急，不断下旨催促，又授予李鸿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让他尽快启程。北京的局势，无异龙潭虎穴。李鸿章虽然同意北上，但一直不断盘桓，没有立刻上路。他在上海又逗留了一段时间。慈禧再次发来电报，让他全权处理谈判事务，朝廷不再干预。李鸿章北上处理谈判事宜，签下了更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如果说《马关条约》只是城下之盟，那《辛丑条约》便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完全没有任何可以谈判的余地。李鸿章的内心极为痛苦，很快开始咯血，身体虚弱。联军方面担心李鸿章如果病倒，清朝方面便无人可以收拾局面，于是将最初十亿两白银的赔款，降低至4.5亿两白银。这个赔款的说法是，中国当时有4.5亿两白银，每人赔偿1两白银。这是一个侮辱的提议。可清朝只能接受这个提议。其余条约，更有瓜分中国的意思。所以当时有人将李鸿章与秦桧相提并论。《辛丑条约》签下不久，李鸿章身体急转直下，开始大口吐血，不久后病逝。清朝随即追赠李鸿章”太傅“的职位，授予他”一等肃毅侯“的爵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