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与敦煌，初次结缘于1962年的毕业实习。
尽管当时因为强烈水土不服而提前结束实习，但她总是说“敦煌是我的宿命”。当年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因为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从莫高窟去一趟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路。研究人员住土房、喝咸水，还要在洞窟里进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研究文献等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过、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樊锦诗说，“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20世纪初，藏有5万余件中古时期写本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随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的历史牵动了学术界乃至全民族的神经，甚至有人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敦煌人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经过数十年的耕耘，我国学者在敦煌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考古、艺术、宗教、科技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已经被彻底扭转。樊锦诗曾说过：“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业。”她这种“择一事、终一生”的精神不断激励着一代代学者。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研究馆员王东依然清晰记得8年前初入敦煌研究院的情景，“樊院长讲述老一辈敦煌人的研究历程让我热泪盈眶，正是他们坚守初心的指引，让我深深理解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的内核。”
